中建三局“敢为天下先”,是否浪得虚名?

2017-07-14 16:22:29
摘要| 导读:一提起中建三局,很多同行都会想到深圳国贸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央视新址大楼、天津117、武汉中心等一批超高层建筑的名字,中建三局是超高层建筑的排头兵,更是中国建筑的强者。

  一提起中建三局,很多同行都会想到深圳国贸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央视新址大楼、天津117、武汉中心等一批超高层建筑的名字,中建三局是超高层建筑的排头兵,更是中国建筑的强者。

  从中建三局不仅走出了成为中建带头人的孙文杰,还有成为住建部副部长的易军,以及后来创立了华为帝国的任正非。华为的“狼性”文化天下皆知,而在中建三局的企业文化中,有的一句话在外人看来相当“嚣张”:敢为天下先,永远争第一。那么,中建三局到底配不配得上这句话,“敢为天下先”是否浪得虚名?请随小编走起------

  敢于用汗水浇筑信仰

  激情烧烤的岁月里,红色基因铸就了三局文化的图腾。

  1964年,国际局势动荡,战争因素急剧增长。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台湾当局制造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基于存在世界战争的危险,毛泽东指出原子弹时代没有后方不行,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

  这里按照”隐蔽、分散、靠山、进洞“的原则建设,几万人就得分散在方圆几百公里的大山上,从一个施工点到另一个施工点往往需要走上一整天。在这里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成昆铁路等重点工程,这里困难重重、风险多多,有很多建设者长眠于此,今天人们乘坐成昆铁路列车进入大山里,仍能看到没途一座座的陵园滑窗而过。

  我们听说过邓稼先等“两弹一星”元勋们为保守国家机密必须隐姓埋名,自己的去向连家人都不能告诉。在三线建设中,有许许多多的建设者要去的也是以代号命名的地方,不能告诉家人自己的真实去向。临行前不能对家里人要去哪里,因为那是保密的,他们也不清楚自己几时能回来,只能对妻子说,“我要去毛主席要我们去的地方”。

  建工部第三工程局(中建三局)就是在“三线建设“的火线上成立的,我们对中建三局的讲述也从这里开始了。

  三局普通员工杨桂花,当时一个不满17岁的花季少女,带领22个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女职工负责砖坯改码任务,经过一个多月的苦练,成功突破每天7000块的定额,还有9人达到了改码15000块的纪录,搞工程的都知道,15000块等于75丁,一天码75丁,这哪是花季少年,这简直就是钢铁侠。

  1966年初,三局接到任务,要从三线建设的四川攀枝花转战到贵州安顺,由于条件有限,车辆严重缺乏,有很多职工自发成立了“铁脚板队”就组团上路了,他们是要徒步到贵州。 2014年,88岁高龄的铁脚板队成员陈青山后来回忆说,走过铁脚板路的人,没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三局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敢走。

  在贵州建设中,有个叫程立芳的姑娘一口气挥锤(打钎放炮开山)上千次,人称千锤姑娘,最后可以一口气挥锤3000下,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简单不可想象。

  要说那个年代,哪家企业没有红色基因,但是这种文化传承下来,显得尤为重要,中建三局在这方面展现的淋漓尽致。

  1990年,天津广播电视塔工地,吊扒杆滑轮故障,悬在291米的半空中,上不能,下不得,急坏了所有人,人们提到了三局有个叫冯汝华的人,他有徒手攀圆滑高体的绝活,可是人已退休,现在南京。接到通知的冯汝华二话没说,从南京火速赶到天津工地,让一个退休老人徒手攀爬到291米高处把滑轮换掉,还真有点让人不忍心------这是一个玩命的活。老人却很谈然:我是三局一老兵,生为三局人,死为三局鬼。最后,这位三局的吊装老人完成了任务(今天读来小编硬是眼睛湿润)。

  2008年元月16日,刚刚从舟山出差回来的中建三局三公司安装经理黄修标又接到紧急任务:明天上午9:00长沙三一重工某项目开标,今晚必须赶到长沙送标书。下午5:00,黄修标和司机吴强驱车从武汉赶往长沙,高速公路遇大风雪,深夜11:00距长沙还有50公里处,前方大货车事故,交通彻底堵死,苦等一个小时无果后,深夜12:00黄修标下车徒步走向长沙。他手提着厚厚的标书,7个小时后,出现在高速长沙出口收费站。随后准时参加了三一重工的开标会,甲方代表为之感动,成功中标。

  2016春节前夕,吉林松原查干湖民用机场项目工地,冰天雪地,项目部还在为施工进行准备,项目经理况定军的一张照片,刷爆微信圈:蓝天白云下,茫茫雪原上,一个带有“中建蓝”的工地大门傲然矗立,对,是傲然矗立!

  这,就这是中建三局的精神和情怀!

 敢于把工匠精神发挥到极致

  中建三局深圳速度的背后是滑模技术提升的速度。

  在四川三线建设中,王世威主导了501电厂大型深水泵房施工中滑模的应用,仅100多天就完成了施工任务,比原定工期提前了3个月。

  后来到了贵州,在水城发电厂施工中,高达120米的烟囱和曲线冷却塔施工,采用了内外井架滑模技术,在水泥厂施工中采用了连体滑升新技术,三局是我国最早最大范围应用些技术的施工企业。

  再后来,到了武汉,在青山热电石、荆门热电厂施工中,冷却塔施工采用钢模“双翻”、爬升运输和多嘴喷涂技术,在烟囱的施工中采用无井架液压“双滑”技术和激光铅直对中技术,滑模最快一天能上升四米左右,这在当时是个奇迹般的速度。 

  20年后,三局在深圳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深圳速度”,所用的滑模技术,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事实是,实施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一波三折。使用传统翻模工艺,15天一层,50层需要750天,这样的深圳速度,估计没有人愿意接受。使用滑模工艺3天一层,可这次单层面积达1530平米的工程上,使用滑模技术,国际尚无先例。很快,滑模失败了,这个项目,这个工艺,成为三局的生死结,败了,意味着三局败走深圳,成了意味着三局在深圳名利双收。

  滑模技术多年来未在建筑业普及,就是因为技术要求高,难以把握,丹麦一次滑模失败,死伤30多人。这次在深圳这个窗口工程上遇到这样的困难,事关国家形象,深圳市领导都来工地蹲守了。再滑一次吧,市领导给予了支持,可是第二次还是失败。没关系,再来,第三次,还是失败了。三局上上下下的压力可想而知,从技术负责人到项目负责人到局领导,冒着坐牢、丢官的风险,再次找上市政府,希望再滑一次。第四次,终于成功了。从副市长到三局领导到普通职工,工地上多少人哭了,这是喜极而泣呀。是他们创造了三天一层的深圳速度,一群创造国家形象的牛人!

  1984年3月15日,新华社向世界发布: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新纪录,标志着我国超高层建筑工艺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此后三局的滑模技术在辽宁电视广播塔、天津广播电视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项目、天津117大厦等大项目上应用,到了2015年在北京中国尊项目应用,专家评审仍是世界领先水平。

  1970年代,在大山中的水城电石厂工地,从广西或桂黔边境运来的河砂无法保证工期,三局就开始研究使用山砂的问题,历经数百次实验,积累了数千组数据,终于掌握了山砂的秘密,形成的科技成果被评为“全国科学大会奖”,这也是三局史上第一次荣获国家极科技大奖。

  1980年,在晴川饭店项目,就总结出了一套解决地下水和流泥地质的方法---浅层放坡、打深井降水,还开创性的运用了锚杆边坡支护等工艺,这些工艺在今天看来很平常,在1980年却是开创性的。

  早在1999年,中建三局就在上海正大广场项目中,就运用了“虚拟仿真技术”,听完这些,现在一股脑的新概念,从BIM到VR、AV技术都不好意思把自己打扮成一付高大上的样子。

  2012年南京青奥中心双塔项目,三局刷新了3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应用全逆作法施工的新纪录。

  截至2015年,中建三局已经累计获得1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17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48项国家级工法、454项省部级工法、645项国家授权专利(含发明专利43项),主编5项国家行业标准,建成6个省极技术中心,荣获156座鲁班(国优)奖,在同行业中首屈一指。

 敢于把白纸绘成宏图

  1980年,三局承建武汉晴川饭店项目,24层,88.6米在当时国内不多见,当时买不到高层塔吊和施工电梯,求助建设部说大型塔吊得打报告申请到国外购买,时间和费用都让人承受不起。正一筹莫展之际,建设部有人说,我们只有一套波兰的加工塔吊的图纸,要不了?

  三个月后,三局硬是安装完成了自己的塔吊和施工电梯。三局想成立自己的施工机械公司未果,那时,还没有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如果坚持下去了,可能就成了今天的“中建重工”。但是在接下来的机会面前,三局没有再失手。

  1985年,中建三局承建深圳发展中心大厦,这是中国第一个超高层钢结构建筑,为此中建三局特别派了一个10人小组到日本川琦制铁学习当时世界先进的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接技术。十年后,当年10人小组组长鲍广鉴受命组建中建三局钢结构分公司,即后来的“中建钢构”。他们曾承建了澳门文化中心、北京国贸二期 、广州白云机场空客A380维修库等项目,现在已稳做行业第一把交椅。

  1995年,为配合在建的华中第一高楼---武汉世贸广场项目现浇C60混凝土的需要,投资2000万在项目部附近成立搅拌站,这就是后为大名鼎鼎的上市公司西部建设(002302)的前身,2012年已跃升中国混凝土行业前三甲。

  1993年,国家开始对施工企业体制进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法人管项目,三局搞了一个试点,是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创业小组,2年后,这个小组发展成了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从白手起家到年产值200亿。另外,中建三局还孵化了装饰行业第一的中建装饰,以及中建地产。

敢于把不科学的工期要求科学的实现

  1979年,武汉地质学院工程,校方提出当年10月要招生开学,分管建筑的副省长都认为这不可能,三局硬是大干三个月(7-9的火炉武汉,你懂的),取得了全歼性的胜利。

  1988年,中建三局承建天津广播电视塔,高415.2米,主体工期仅23个月。后调整为1990年年底完成主体滑模施工,确保在北京电视塔前竣工,当时进度已超越早开工16个月的北京电视塔。时任政治局常委的李瑞怀是一名”建筑老兵“,他还是认为进度太慢了,一定有还潜力可挖,提出一定要保证1991年春节让天津人民看上清晰的电视节目。一下子该项目升为中建三局、中建总公司的一号工程。最后,中建三局以世界同类建筑一半的工期完成了任务,创造了中国建筑业建塔史上的奇迹。

  1984年岁末,厦门市市长邹尔均在香港向客商宣布,厦门首届国际展览会将于1985年6月在厦门富山国际展览城举行。当时,图纸还在设计,地块还是稻田,“几通一平“都算不上。考查的外商都傻了:正常需要1年半时间,半年时间?纸糊的也完成不了。三局再次受邀承担重任,一周内800好汉到厦门,157天 后,国际展览城拔地而起。

  2006年国庆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宣布武广客运专线武汉火车站正式开工,项目总建筑面积33.25平米,高59.3米,面积比鸟巢还大,工期仅3年,扣除拆迁、出图时间更短。项目进场时,没有图纸,没有放线桩,没有满足项目需求的2万千伏电源,等把这些所有的问题搞定,已是用去了1年半时间到了2008年4月,2009年12月26日通车的日子不变。

  项目30多个分公司最多2万人参加会战,仅保安就500多人。钢结构公司要在1个月内完成深化设计极首批材料采购,并在6个月内完成封顶,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又不得不完成的任务。项目抢工,设计供图滞后,派人到设计院蹲守,好不容易拿到图纸火速回到工地,刚按图施工完毕,业主发来通知设计要变更,连抱怨的时间都没有,打掉重来。一个又一个时间节点的生死战,在最后通车前完成了任务。项目后来揽获“詹天佑奖”“鲁班奖”“中国百年百项杰出土木工程奖”成为中国建筑领域最高荣誉的大满贯得主。

  最后,铁道部一位领导深刻地评价:我们提出了不科学的工期要求,还是被你们科学地完成了。

  他们还576天完成了33万平米的“一场两馆”的深圳湾体育中心项目,910天完成了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项目。

  敢于用战略眼光把握自己的命运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建三局总能感受到时代发展的脉博,总能够以战略家的眼光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1964年加入火热的三线建设战场,来到四川;1966年在四川攀枝花建设任务结束,是留在攀枝花,还是前往贵州参加011系统工程建设,三局选择了后者;1973年三线建设任务结束,是留在贵州,还是迁往武汉,他们选择了后者。每次都有纠结,每次都做出抉择;假如给历史一个假设,选择前者,会不会还有今天的中建三局。1981年,中建三局又果断出击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1986年,果断进军上海,继而走向了全国。

  1982年,深圳,三局已接到港资工程“金城大厦”,同时深圳国贸大厦也招标在即,深圳市政府明确表态,参加深圳国贸招标必须放弃金城大厦,金城大厦的业主表态,如果三局放弃深圳国贸大厦的招标可以每平米增加30港元。在鱼和熊掌之间,一番激烈的讨论后,三局放弃了到手的金城大厦,全力投标深圳国贸大厦,才有了后来的深圳速度。

  1998年,上海正大广场项目,长290米,宽121米,是当时国国内最大的单体建筑,总承包是SAE,三局只是分包商,因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总包方中止了与业主的合同,索赔出局走人,三局有4000万工程款收回无望;1999年,金融危机渐退,正大集团重启项目,邀请三局参与总包,如果参与,就要放弃4000万索赔款,还要再垫资50%(合同造价8亿,垫资4亿),还要按FIDIC条款执行,工期延误一天就罚款4万美金;如果不参与,拿了4000万索赔款,可以直接走人。中建三局最后的决策是签了这个“卖国条约”,项目于2002年4月正式竣工,三局积累了宝贵的国际工程总承包经验,为日后征战海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5年,武汉世贸项目,在完成八层裙楼施工后,正准备上主楼时,业主方坦诚地说出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消息:对不起,我们暂时没钱支付工程款了,希望三局垫资到封顶,一但融资到位,立即支付所有款项及利息。三局再次选择了前进,全体员工没奖金,没加班工资的情况下齐心协力直到62层武汉世贸大厦封顶。后业主融资成功,支付了所有款项和利息。

  敢于牺牲小我为大我

  1980年,深圳国贸大厦第三次滑模失败,在是否要进行第四次试滑的时候,技术负责人俞飞熊向局长张恩沛说,我是技术负责人,如果再次失败,我愿去做牢,这是何等的担当。为保证第四次滑模成功,1530平米平层的平台需要2400多立方米的混凝土从多个方位同时浇灌。因为设备不足,施工现场混凝土供给量跟不上。这需要引进更先进的设备 ,三局没那么多钱,就是有钱,按规定5万块以上的设备需要打报告申请。当时的局长张恩沛等不了公文旅行时间,求得业主协助,向银行贷款300万港元,一次性购进两架爬塔和三台混凝土输送泵和一台混凝土搅拌站,他本人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与经济风险。后来12部委调查组明确此举违犯了财经纪律,经深圳市领导说情,才“功大于过,下不为例”不再追究。

  1990年天津电视广播塔项目,为保进度提工效,需要在塔身261米以外的塔身外壁,悬空增设两座高约40米的超高空井架,该设想国内外没有先例,风险极大,一但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副局长傅开荣向下属争取时说:如果风险太大的话,那么井架的设计、图纸无由我来完成,一但了出了事,责任我负,坐牢我去。正是这一险招的成功应用,使塔身285-291米的正锥仅用了28个日历工期完成,为决战胜利打下基础。

  樊凤兰,原中建三局局长洪可桩的妻子,1985年正是一家三口三地分居,本想接儿子到身边好好照顾,却临危受命到东北接手辽宁电视塔项目;1993年,已调入三局档案室工作,接受组织安排带领12人的创业小组试点法人管项目,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2003年底又离开自己亲手打造的总承包公司,转而重组三局房地产公司,第一个项目就是使武汉一幢停工长达10年之久的最大烂尾楼重获新生。

  致敬

  中建三局的精神是敢于担责、勇于担难、善于担险的精神;是敢干不蛮干,既是敢打敢拼的兵,又是能算会谋的秀才。几十年走来,中建三局“敢为天下先,永远争第一”的文化绝非浪得虚名,而是实至名归。

  (文章来源于:建造师内参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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